除《梦溪笔谈》记载外，其他历史文献都没有提到毕升发明泥活字的这件事。沈氏记：“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显然毕升的泥活字已经排版印书，而且效果很好，但是究竟印了什么书？什么式样？既不见传本，也不见着录，现已无法作进一步的考证了。

　　但是，后来仿用此法印书的倒不乏其人，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在潭州（今湖南长沙）用沈括所记的方法，以胶泥铜板刊印了他所著的《玉堂杂记》。在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八给程元诚的信中提到：“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存中是沈括的字，其法当是指以胶泥活字在铜板上排字，再用纸加以摹印。元朝初年，忽必烈的谋士姚枢，教学生杨古用沈括所记毕升泥活字法印成《近思录》、《小学》、《经史论说》等书，1965年浙江温州市郊白象塔内出土一件佛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刷品残片。经宽13厘米，残高8.5－10.5厘米，纸色发黄，但质地坚韧柔软，经文按回旋形排列。经与宋版书比勘，特异之处殊多，而具有活字版特征，如字体比宋版书小，技术拙劣，长短大小不等，经文出现漏字，墨色浓淡不匀，在回旋处字形有颠倒现象等等。又据同塔出土北宋文物考证，初步确定为宋泥活字印品。但最使人振奋的是近年发现、并经考古专家考证，确认为西夏时期采用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创制的西夏文泥活字排印的《维摩诘所说经》的出土，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泥活字印本。它的出土对研究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后来，由于木活字和金属活字的兴起，直至明代，都没有泥活字印刷的记载。

　　徐志定，雍正元年（公元 1723年）举人，做过知县。他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用毕升的方法制成磁活字，并于第二年用磁版印成其同乡张尔歧的《周易说略》一书。

　　现在能见到的泥活字印书实物，是清代苏州人李瑶和安徽人翟金生两家用毕升遗法自造泥活字印刷的书籍。

清代道光十年，苏州人李瑶在寄居杭州时，用泥活字排印了清温睿临《南疆译史勘本》，道光十二年（1832年）李瑶用泥活字排印了自著的《校补金石例四种》。在自序及前封面中，将本书编辑、校补、制字、排印经过，有较详细的叙述。

　　在用泥活字印刷方面，最有成就的是清代安徽经县水东村人翟金生。翟金生字西园，是当地的一位普通教书先生，诗、书、画都很有成就。他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升泥活字的方法，经三十年的不断研制，造成大、中、小、次小、再小等五副不同字号的泥活字，共约十万多个。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翟金生已七十岁时，用自造的泥活字排印了他的诗集。这本书名为《泥版试印初编》。或简称作《试印编》。后来又排印了《泥版试印续编》。此续编鲜为人知。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冬，翟金生的弟弟翟廷珍惜用其兄的泥活字，排印了自著的《修业堂初集肆雅诗钞》四卷三册。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翟金生已八十三岁了，他又让孙子翟家祥用泥活字重新排印了《水东翟氏宗谱》。

　　翟氏的泥活字有时也称为“泥斗版”、“澄泥版”、“泥聚珍版”等。从一些记载中我们推测，翟氏制造活字所用的泥，是经过精选的胶泥，把细泥泡在水中，经过滤澄清后，再去造活字。所以称为“澄泥”活字。

1962年于安徽徽州发现一些泥活字，有四种大小型号的活字，据推猜为翟氏活字。还有一种阴文正体字模，证明翟氏活字是用字模翻铸而成，其制成的活字坚如骨角。

　　当然，翟金生所处的时代，木活字普遍使用，西方的铝合金活字技术已传入我国，相比之下泥活字已不是先进的技术，它对推动印刷技术的发展已不起什么作用，但翟氏继承传统的泥活字技术，而且印了不少质量较好的书籍，用实践再现了毕升的泥活字技术，这在印刷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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